起义领袖余清芳

　　在日本对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中，共向台湾派出了19任总督，其中被称为开创了一个时代的，只有一任总督，他就是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1898年，在遍地烽烟中，儿玉源太郎走马上任。

　　儿玉源太郎是日本陆军中将，与他同时上任的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则是儿玉的左右手，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儿玉源太郎虽仍兼任台湾总督，但已回军部任职，后藤新平成为台湾实际的统治者。

　　儿玉上台后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政策，由于所谓的政绩突出，他在台湾任期长达8年多，几乎是历任总督中最长的，日本政界评价儿玉后藤奠定了台湾殖民统治的基础。

　　日本割台时的最初设想，是想把台湾变成纯粹的日本人的居住地，可是当时台湾的人口有500多万，已没有空间接纳日本移民，所以要使台湾成为“真正的殖民地”，就必须把中国人赶走，当时日本的军部特别倾向于将台湾居民全部赶回大陆。

　　根据《马关条约》第五条的规定：台湾居民有权力选择返回中国大陆或是留在台湾，选择的期限为两年。在两年之内没有返回大陆的台湾居民，则自动成为日本的臣民。为赶走台湾同胞，日军有意识地对他们进行掠夺和杀害。然而两年的期限到期时，仅仅有几千人返回了大陆，大部分的台民不仅没有离开台湾，反而选择留下来誓死进行抵抗。

　　为了使台湾总督更方便地镇压各地的抗日义民，日本政府于1896年第十届帝国议会通过“法律第六十三号”，即《有关施行于台湾之法律文件》，这就是有名的恶法“六三法”，它从法律上赋予了台湾总督至高无上的独裁权力，台湾总督从此被称为“台湾的天皇”。

　　从1895年到1898年的三年之中，日本总共换了三任总督，这三任总督都是军人，都以镇压抗日运动为主，军费开支每年高达700万日元，除了台湾的税收之外，日本还从甲午战争中国的赔款中拿出1千2百万对台湾进行军费补助。庞大的经费开支使日本不但没有从台湾的割让中得到实际利益，反而成了日本的沉重包袱。

　　对于这块“难治之地“，焦头烂额的日本政府曾经萌生退出台湾之意，日本有人提出了“出卖台湾”的计划，主张以一亿日元将台湾卖给法国，这样就可以摆脱沉重的统治费用。

　　后来日本又有人主张要清廷赎回台湾，当时台北大地主林维源愿意独捐400万两白银，但是清廷此时正自顾不暇，这事就不了了之。

	日本在台湾建立的糖厂

　　儿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上任的，他们上任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颁布“匪徒刑罚令”，该法律规定，对抗日武装的首领可以不经审判立即处死，“匪徒惩罚令”赋予了日本警察滥杀无辜的权力，使他们在台湾大开杀戒，他们把一切对日本人不满的人都归入“匪”类，根据此刑法，在短短的一年内，就有1万多人被屠杀。

　　后藤新平是留德的医学博士，他对残酷镇压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他认为台湾的汉族人性格刚烈，对台湾人实施民权只会增加他们的反抗，所以必须使用严厉的手段来治理台湾。

　　正是在这样的殖民理论指导下，日本开始在台湾建立十分凶残严密的警察制度，其中有思想警察、治安警察、经济警察等等，警察对台湾民众的一切生活领域都有干预的权力，中国人随时都有被扣上“匪”的罪名受到迫害。 所以台湾同胞又称日本警察为”草地皇帝”。在日本占领台湾时期，台湾民间吓唬孩子有一句惯语：“大人来啦！”所谓“大人”就是指当时的日本警察。

　　但日本人的暴行只能更加激起台湾民众的反抗怒火。1895年 10月日军占领了台南后，宣布平定了台湾岛，但抗日义军并没有放弃抵抗，他们退入大山，与日军展开了游击战，这其中又以台北的简大狮、台中的柯铁和台南的林少猫最为著名，被誉为台湾的“抗日三猛”。简大狮一家十多口人被日本人杀害，他在台北附近坚持抵抗斗争达五年之久。台中的柯铁被人们尊称为“铁虎”，他坚持抗战的大坪顶也被人称为“铁国山”，以“铁国山”为中心的抗战坚持了六年。林少猫是台南的抗日首领，1902年，林少猫战死，他的牺牲标志着台湾初期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被镇压了下去。这时候，离桦山资纪的“始政纪念仪式”已经7年了。

　　林少猫战死后，台湾殖民当局还用卑劣的手段对坚持抗战的小规模义民进行诱降。1902年5月25日，他们以给予奖励为名，将5600多名义军骗下山来，举行“总括性归顺仪式”。当“官民一齐摄影”完毕，进行第二项“鸣炮”时，日军对毫无戒备的“归顺者”开枪射击，当场把他们全部处死，这场惨剧被史学家称为“归顺场式大屠杀”

　　为了搜刮台湾的民财，后藤新平还推行了鸦片、烟草等专卖制度。从1898年到1930年，台湾吸鸦片的人竟多了17万人。到1905年，台湾不仅不再向日本政府要钱，而且还把台湾的糖、米、木材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日本本土，使台湾变成了日本粮仓和糖厂。

　　台湾今天还有许多日本占领时留下的遗迹，其中制糖厂的遗址是最多的。

　　日本割占台湾之后，很快就盯上了制糖业。在儿玉和后藤专制时期，他们借“户口调查”、“土地调查”为名，强行夺取大量土地，随即以所谓的法律形式转到日本人手中，建立甘蔗种植园。据统计，在短短的十年内，台湾土地的四分之三落入日本殖民者手中。土地向殖民者手中高度集中，致使许多农民破产。

　　日本山多田少，历代都曾经发生缺乏米粮而引起的所谓“米骚动”事件。明治维新以后，“米骚动”仍不断发生，大米短缺已成为日本社会动乱的根源。

　　为了解决粮食短缺的危机，日本殖民统治者就将台湾的稻米大量运回日本，这就是他们推行的“饥饿输出法”，大米的输出造成台湾岛内粮食严重缺乏，大部分人只能以劣等米和地瓜为主食，挣扎度日。

　　在后藤专制时期，20岁的罗福星不堪忍受日本人的专制统治，从台湾回到了大陆。在学校，日本学生常骂台湾学生是“支那人”“清国奴”，受尽歧视的罗福星就劝祖父卖掉家业，于1906年偷渡到了厦门，在这里，他秘密参加了同盟会。

	日军对义民进行大逮捕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同盟会特派罗福星等十二人、时称“十二志士”赴台开展革命工作，罗福星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苗栗发展抗日力量，并连续组织了四次武装起义，但在日本严密的警察制度下，罗福星等人不幸被捕。

　　1914年，日本统治者判处罗福星死刑。罗福星走上绞刑台前，写下了“不死于家，永为子孙纪念；而死于台湾，永为台民纪念耳！”的遗言。

　　罗福星牺牲第二年的1915年是日本的殖民者在台湾统治的第20个年头，为纪念“台湾始政二十年”，日本人准备在台湾进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

　　台南的西来庵是一座有名的神庙，有一个人经常在这里给信徒们布道，他叫余清芳。他讲的话题也是有关日本在台湾统治20年的事，他说：根据神的指示，日本人割台20年的限期已满，应该把台湾还给中国，如果此时乘机起事，就可得到神的帮助。他们还与大陆的同盟会联系，并接受了少量偷运的武器支援。

　　余清芳曾任台南凤山县的警员，因痛恨日人的暴政，辛亥革命后，他辞去了警员职务，决心通过武装起义光复台湾。和余清芳一起暴动的还有从大陆回来的罗俊，以及在当地坚持抗日的义军首领江定。

　　日本警察得到了余清芳暴动的情报后，马上下令通缉，余清芳率众退入台南山区的噍吧年地区，噍吧年是抗日的义军首领江定的老家，这里的蔗农在日本蔗糖资本家的剥削下，早已濒临破产，这次暴动共有1500多人参加，其中蔗农占了大多数，这也是日本占领台湾后最大的一次暴动。

　　在日本军队的进攻下，西来庵暴动被镇压了下去，余清芳、罗俊、江定等被捕。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台南开设了临时法院，审判余清芳等1466人，其中被处死刑者竟有903人，所以这次审判又被称为“血腥大裁判”。为了收容这些所谓的犯人，日军搭盖了临时的牢笼。有记载说，这些被砍下来的义民头颅，光以牛车装运，就有十几车之多。

　　余清芳死时年仅37岁，暴动平息后，日本人将西来庵夷为了平地，并出台一系列政策，严禁大陆工人来台，禁止台湾人加入中国的政党组织，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几乎被切断了。

　　如果说日本殖民者的专制统治和对蔗农肆无忌惮的压榨导致了西来庵暴动的爆发，那么日本残酷的统治和对木材的掠夺则导致了另一次起义的爆发，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台湾原住民的雾社起义。

　　雾社位于台湾中部的南投县，这里海拔都在千米以上，因山上经常雾气缭绕被人称为雾社，社就是部落的意思。雾社共有12个部落500多户人家2000多人，马赫坡社是雾社原住民泰雅人族群中的一个大社，他们的首领叫莫那鲁道，莫那鲁道身材高大，性情刚烈，是雾社族群的一位领袖人物。

	日军拘押义民的临时监狱

　　从山外到雾社，必经一处险峻的天然关口，这就是眉溪附近的“人止关”， “人止关”是清政府设立的，它其实是一道界关，历史上山里的原住民和山外的移民以此为界，过着相安无事的生活。

　　雾社所在的中部山区森林资源非常丰富，为开采森林，日本占领台湾后，就开始对这个地区进行征服。1910年开始，日本人终于突破“人止关”，他们动用军队对原住民进行了连续5年的“讨伐”，逐步在雾社地区建立起了警察社会。

　　1930年前后，雾社已经成为山地的一个小镇，设有相当于分局的警察课分室，下设18个警察所，这里住有36户日本人。

　　1930年十月的一天是莫那鲁道的大儿子塔达欧莫那结婚的日子，族人们都来参加婚宴。席间，日本巡警吉村以为这里搞什么集会，突然闯了进来。为表敬意，新郎给吉村端上一碗酒，不料吉村嫌他手上有牛血，就打翻了酒碗，新郎再次劝酒，被激怒的吉村就用警棍当众殴打他。

　　被侮辱的泰雅人忍无可忍，他们将吉村痛打一顿，撵出了村子。 第二天，日本警察以“侮辱官宪”的罪名将塔达欧莫那抓了起来。莫那鲁道害怕日本警察借机制造事端，于是亲自去向吉村赔礼道歉。但吉村根本不理睬，莫那鲁道预感到大祸要临头了。

　　生活在大山里的原住民把大树作为部落的守护神。日本殖民者为修造神社，强迫他们去砍伐这些神树，更为恶劣的是，日本警察为使树木完好，要伐木人肩扛手抬，当日本警察用刺刀逼迫原住民时，起义的火种已经在他们心中点燃。

　　因为雾社地区完全变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警察世界，所以警察吉村的恐吓让莫那鲁道感到了血腥和狰狞。吉村要血洗雾社的消息传出，莫那鲁道决定武装暴动。

　　1930年10月27日，日本殖民统治者为纪念死在台南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将在雾社公学校举行联合运动会，许多日本警察都要参加会议，考虑到警察会疏于防备，莫那鲁道把起义的日期定在了这一天。

　　上午八时，起义开始了。他们一部分人冲击会场，另一部分人袭击各警察所，切断电话线，巡警吉村在这次袭击中丢了性命。

　　在警察密布的雾社地区，日本人对起义竟然没有一点察觉，在这次起义中，只有一个警察侥幸逃到山下，并报告了雾社起义的消息。日本殖民者立即调集大批军警组织围剿，起义原住民凭借人止关等天险奋勇抵抗，激战三天，日军没有一人通过人止关。

	日军屠杀义民

　　为了消灭莫那鲁道，日军开始用飞机、大炮，对雾社狂轰滥炸。而起义民众仅有900余人，使用的是猎枪、柴刀等原始武器，最后莫那鲁道决定将族人撤进大山与日军周旋。云龙大桥是雾社山胞主要的对外通道，他们破坏了铁索桥，以断日军的补给线。

　　这时候，森林真正变成了泰雅勇士的守护神，他们利用密林的掩护，不断地袭击敌人。

　　这是泰雅妇女写的一封血书。这些妇女不愿拖累族人，又不愿落入日本人手里受凌辱，所以不少人最后选择了自尽。

　　日本天皇也听取了有关雾社事件的报告，他对军警进展缓慢表示不满。于是进攻开始疯狂升级，他们用飞机向雾社的密林中投下毒气弹。雾社事件也成为日本的“731细菌部队”在大陆进行毒气作战的先例。

　　1930年12月8日，泰雅勇士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他们决定在被祖先奉为神灵的大树上自缢。自杀前他们先唱灵歌，然后把脸洗干净，并用布蒙上自己的脸，泰雅人传说这样死者就能转世重生。莫那鲁道和他率领的抗日族人用这种极为悲壮的方式，合上了“雾社起义”最为惨烈的一页。

　　这次起义，雾社共有700多人牺牲，日本警察以“保护”为名，强迫幸存的人离开雾社地区迁往川中岛上，川中岛是一座被三条河流包围的岛屿，岛上疟疾蔓延，迁到这里的人不少都死于疾病，这就是被人称为斩尽杀绝的第二次“雾社事件”。

　　雾社起义四年之后，一位猎人打猎时，在密林中的岩石缝中发现了莫那鲁道，在他的白骨旁，还剩下一支锈蚀的步枪。

　　对莫那鲁道恨之入骨的日本人闻讯后随即将遗骸运回，先在公众场合暴尸展览，后又送到台北帝国大学当作研究标本，一直到台湾光复后，人们才找到了莫那鲁道的遗骸。

　　在雾社起义参加者中，还有两个特殊身份的人，他们就是改为日式姓名的山地籍警手花冈二郎、和在雾社小学执教的山地籍教员花冈一郎，他们从小受的是日式的奴化教育，但起义爆发后，他们都脱下了日本人的制服，参加了战斗，最后和族人一起上吊自杀。

　　在镇压了雾社起义后，日本修建了深入台湾腹地的铁路和公路。从此，雾社地区的森林资源遭到了历史上最大的破坏。通过这些铁路、公路，台湾岛上的资源源源不断流向了日本本土。短短几年，雾社地区的千年老树就被砍伐净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不到一年时间，日本先后六次发行国债，黄金贮备从288万吨骤降至8万吨，日本的战略物质迅速消耗。 1938年4月，日本公布“国家总动员法”，加快了对台湾掠夺的步伐，尤其加紧掠夺与战争密切相关的矿山资源和石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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